半岛体育官方网站扶贫搬迁的产业振兴尝试

　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，我国“三农”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转移。《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》明确提出，要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的支持力度。

　　我国有960多万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了脱贫。扶贫搬迁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哪些条件？脱贫并非“一劳永逸”，防止“返贫”的工作任重道远，扶贫搬迁后会面临哪些新挑战？

　　2013年，山上乡土气息浓郁，居住环境也较差。屋边的草木野蛮地生长着，将房子隐匿在深山之中，不少房子是纯木质结构，地板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土墙与茅草垒起来的墙外，堆着做饭用的柴火，院坝一角的空地上凌乱地躺着几片碎瓦片。厨房靠近灶台的窗户上没有玻璃，窗子中数根被熏黑的木条诉说着屋子经历过的故事。

　　在搬迁以前，重庆巫溪县天元乡搬迁村民阮永学便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尽管他已年近花甲。老屋甚至比他的爷爷还年长几岁。

　　对于半辈子都这么住过来的阮永学来说，他并不挑剔居住环境，但购买物资的不便程度不断提醒他，自己不年轻了。农村每家每户都有土地可以种些新鲜食材，但生活用品不得不到镇上进行采购。“从山上下去还好，一个小时就能到。但买完东西拖回来，就费力了，半岛体育官方网站可能要比下山多花一倍的时间。”

　　尽管对生活环境不挑剔，但家中年轻人需要进城打工，小孩子需要进城上学，这样的山路成为了一道障碍。

　　在距离阮永学家几十公里外的土城镇外，曾居住在海拔1500米山上的村民蒋礼英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“居住环境不太好，我们老房子的地方只通了电，没有通水，生活用水需要自己挑。”

　　土城镇村民卢以秀也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：“我们这里交通非常不方便，家中劳动力又因生病无法耕作，平常只能种一些够自己吃的蔬菜。”

　　“扶贫搬迁就是在解决这部分村民生活困难的问题。”土城镇当地村镇干部杨银美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，从2013年开始，各村镇就在对一些居住分散、生活条件不好的村民进行政策宣传，号召他们自主申请扶贫搬迁，搬到山下方便生活。

　　卢以秀说，听到政策宣讲后，她就立即进行了申请，“我们住在高山，家庭条件也不好，当地村镇领导也推荐我们申请搬迁，我也希望全家可以到街上去住，买东西、治病什么的都方便”。

　　我国共有9899万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，其中，960多万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了脱贫。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涉及范围最广、人口最多的一次移民搬迁。

　　巫溪县天元乡党委副书记王海洋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，天元乡一共搬迁297人，搬迁安置的形式多种多样。第一种是进行集中安置，将村民安置在集中安置点，大部分农户选择的是这种安置方式；第二种则是村民自己找一块相对安全、交通便利、适合居住的位置，通过自己建房的形式进行安置。

　　说起扶贫移民政策支持，巫溪县中梁乡党委书记罗春红透露，村民们享受最多的便是危房改造，政策补贴针对人数计算，7年间，政策进行过一些调整，补贴的金额大小也有所不同，最高时每个搬迁人口可获得近8000元的直接补贴。

　　安置补贴只是搬迁中最表面的部分。提升当地村民的收入，以此来为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扫清障碍才是“扶贫搬迁”的主要目的。

　　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地方合作办公室主任肖青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，村民若都生活在山上，就业与生产都受到比较大的制约。搬迁可以解决一部分贫困地区村民生活便利问题。除此之外，对政府来说，也是在解决乡村治理问题，因为村民集中更方便管理。在海拔较高的地方，村民居住十分分散，管理成本非常高。

　　而罗春红则认为，扶贫搬迁最大的作用即是让大山里的村民打开了眼界。无论是出去打工还是创业，或者是从事其他工作，从大山中搬出来都更容易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。

　　中梁乡在2013年时人均收入仅有4000元左右，经过扶贫搬迁后几年的发展，去年已达到12000元，涨了两倍。

　　罗春红说，乡村振兴工作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即产业振兴，而防止返贫的工作核心就在产业振兴中。产业振兴才能有效带动当地人口就业，提高收入。

　　王海洋也说道，为防止返贫，当地会设立一些公益性岗位，首先照顾搬迁户，解决其就业问题，尽量使其在家门口就业。

　　他透露，当地会在就业方面提供持续帮扶，每年在安置点定期组织招聘会，也会组织有意愿的村民去有需求的地方应聘。“目前每年至少会有两次，以满足当地村民的就业需求。”

　　例如天元乡便有生态护林、清扫保洁这些公益性岗位，此外，本地还会建立帮扶车间配套产业基地，以及本地的工程队，都会优先吸纳本地人员就业，搬迁村民只要有意愿，并且能够胜任，便会优先安排其上岗工作。

　　李家溪安置点位于黔江区城南街道，有安置房28 栋 416 套，现居住413户1498人，是重庆市规模最大的集中安置点。

　　“因为自己身体不好，在社区的帮助下，能就近找到一份工作就很满足了。”在安置点的“互联网 +社会扶贫基地”分拣车间内，正在配送农产品的任海霞边忙活边分享她工作的喜悦。

　　任海霞原是鹅池镇治安村人，他们一家五口2019 年搬到李家溪安置点居住，由于家里有两个大学生和一个高中学生，社区干部很快为她在帮扶车间落实了一份工作。现在任海霞每月可挣到 3000 元，丈夫也在附近工地做零工，两人收入基本能维持一家人的开支。

　　“通过搬迁就近就业，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，一家老小都能照应到，这是在我们老家实现不了的。”在云溪谷生态农庄就业的谢正荣是水市镇大山村人，她以前想找工作，只能外出打工，家里老人和孩子又照顾不到，挣点钱都安不下心来。

　　“搬迁点选在李家溪，也是因为离工业园区近，方便搬迁群众的就近就业。” 重庆黔江区城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曾礼华介绍，除了安置点里面的“互联网 + 社会扶贫基地”，附近还有服装厂、食用菌厂、泡菜厂、生态农庄、玻纤厂、丝绸厂等企业，可满足解决安置点有就业能力的搬迁群众就业。

　　经过调研，肖青表示：“尽管有一些地区政府会优先在就近的工厂安排搬迁居民工作，但问题依然存在，目前来看，搬迁的结果是增加了打工人数。”

　　肖青透露，重庆地区的扶贫搬迁，有些地方会给村民补贴菜地，但面积很小，其主要目的为解决村民日常蔬菜消耗问题，大部分为一分地或两分地。原本这些村民的土地距离新住处太远，农业耕作成本太高，并且农村年轻人去种地的情况本身就非常少，所以目前从其调研结果来看，搬迁后出去打工的情况非常多。

　　据罗春红透露，目前中梁乡全乡有4500多名户籍人口，外出打工人口600人左右。尽管看起来人数并不多，但除去老人儿童与留守在家的妇女，这个数据占当地劳动人口的比例确实不低。

　　因此肖青提醒，扶贫搬迁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，但要抓住两点，其一是劳动力的增加，对于当地有产业的地区，这些搬迁来的村民可以补充当地产业的劳动力。其二则为农村建设用地增加。由于地理条件限制，之前山上的村民没有严格按照一户一宅进行管理，山上有不少老宅基地；搬迁后有严格的一户一宅管理，老房子将不得不拆掉，也增加了当地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。

　　村民搬迁后，高山上的土地方便当地政府进行流转，也能因此推进规模化的农业产业经营。对此罗春红透露，乡镇正在朝着这些方向进行尝试：“中梁乡有中梁水库，在此之前中梁水库归属于重庆水投集团，扶贫搬迁后，乡镇行政部门便帮助当地村民成立了一个专业农村股份合作社，以集体经济的形式将中梁水库租赁过来，并在其中投放鱼苗开展鱼类养殖产业，今年可能产出近10万斤的鱼。”

　　大多数农村产业还遵循“靠山吃山”，他举例，中梁乡还有野生猕猴桃这一产业。过去并没有人去对野生猕猴桃进行开发挖掘，通过一些后续的移民扶持政策整合资金后，半岛体育官方网站中梁乡将野生猕猴桃产业也做了起来。

　　罗春红举例：“还有我们的核桃，目前共种植8000亩核桃，其中4000亩已纳入管理，已经挂果的核桃达1500亩。尽管一亩的产值还未到高峰期，但每亩依然有2000~3000元的产出。”

　　李家溪安置点也为搬迁户配套建设了200亩食用菌后续产业项目，以“公司+专业合作社+搬迁户”的经营模式，由搬迁户发展食用菌，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并负责销售，进一步拓宽搬迁群众的增收渠道。目前，安置点有782人实现就业，凡有劳动能力的家庭已实现1人以上就业。